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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華建敏在中國三亞2013財經國際論壇開幕式致辭中表示，社會主義市東森房屋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主要是市場秩序不規範，以不正當的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現象還廣泛存在。市場的規則不統一、不完備，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還大量存在，市場競爭不充分，阻礙了優勝劣汰和結構調整。中國當前最緊缺的是制度供給，尋求中國發展的新動力，關鍵要在制度的改革和創新上做文章，以改革來尋求推動中國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制度紅利。
　　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在“制度紅利”基礎上的改革，中國改革取得的成就，與其說是經濟成就，不如說是“制度”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因為制度的變遷，才使得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碩果纍纍。無論是上世紀80年代的農村家庭聯澎湖民宿產承包責任制，還是上世紀90年代城鎮國有企業的承包租賃制改革，都極大地釋放了生產力，為生產關係的變革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可以這樣說，中國的改革是以上層建築的改革推動生產力的變革，而生產力的變革客觀上促進了生產關係的變化。
　　“制度紅利”的典型代表是深圳經濟特區的改革。信用貸款從一個小漁村到一個現代化大都市，深圳之所以發生質的飛躍，根本原因就在於，深圳經濟特區善用改革的制度紅利。
　　部分經濟學家把中國改革稱之為地方政府之間競爭性的改革，認為正是由於各個地方竭盡全力制定優惠措施，不斷吸引各種生產要素，才使得各地的經濟蓬勃發展。東部沿海地區充分利用資金、技術和海外市場優勢，通過吸引大量的外來人口，從而實現技術、資金、市場和人才的有機結合。中西部地區充分利用本地的優質資源，為東部沿海地區提供大量的能源原材料房屋貸款和農村剩餘人口，從而在東部沿海地區的帶領下快速發展。現在一些中西部地區的鄉鎮高舉“打工經濟”的旗號，加快本地基礎設施的建設，從而使更多的外地客商到本地投資辦廠。還有一些地方充分發揮自然資源優勢，吸引外地投資者在當地設立企業，從而使當地的各種生產要素得以科學整合。所有這些都是制度改革的結果。正是由於各地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才使得中國的地域經濟快速發展。而各個地域之間的相互競爭，特別是地方吸引投資政策的相互競爭，使中國的整體經濟實力不斷上升。
　　但是，這種地域化的制度競爭，把中國的市場衝擊得七洗碗機零八落，市場之所以出現地方割據、各自為政的局面，物流成本之所以居高不下，根本原因就在於，改革是建立在地域制度競爭基礎之上的，或者換句話說，中國經濟是建立在地區之間的相互競爭基礎之上的。這種競爭不是市場的競爭，而是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或者說是政府之間制度的競爭。正是這種有中國特色的競爭模式，使得市場始終相互分割，法律制度體系相對零散。儘管中央政府強調全國各地必須充分貫徹落實中央的統一宏觀調控政策，但是，由於傳統的競爭格局已經形成，各地出現了嚴重的路徑依賴，導致市場競爭始終停留在制度競爭層面。
　　在各地生產力發展水平極不均衡的情況下，這樣的競爭格局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全國各地法律制度的不統一，是生產力發展不均衡的必然結果。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要想真正建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就必須摒棄傳統的大一統思想，允許各個地方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制定製度規則。而這樣一來，必然會導致全國各地之間的制度競爭不斷加劇。
　　允許各個地方根據本地生產力的實際情況制定適合本地的法律規則，是否會出現制度的碎片化，是否會出現制度之間的不正當競爭呢？換句話說，是否會出現類似於上世紀80年代那樣，全國各地競相出台優惠政策措施，從而導致資源被濫用的現象普遍存在呢？
　　這的確是一個問題。允許各地根據本地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制定適合本地的法律規則，既是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生產關係發展的需要。但是，在行政權力不受約束、地方性法規不能充分體現地方選民意志的情況下，地方性法規越多，可能造成的矛盾也越多。在制定地方性法規的過程中，可能出現越來越多的權力尋租現象，甚至還會出現中央政府與地方性法規博弈的現象。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出路就在於，制定地方性法規的過程中，必須充分征求地方選民的意見，實行開門立法，讓選民通過法定程序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並且能夠把自己的意見變成普遍遵守的法律規範。
　　簡而言之，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就，從一個方面說，是因為中國各地出現了“制度性競爭”，實現了“制度紅利”。但是，這種制度性競爭給中國帶來了地方割據、市場分割的不良後果。解決這個問題，不是強化國家統一的立法權力，而是允許各個地方根據本地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情況，制定符合本地的法律規則。在這個過程中應當充分發揮地方選民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提高地方性法規的民意基礎，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地方性法規成為濫用資源、不正當競爭的依據。　　（原標題：“制度紅利”與“制度競爭”）